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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是第十四个“全国交通安全日”。驾驶机动车应当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行人，在不幸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更应当勇于担责，不得为逃避法律追究而肇事逃逸，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发布一起相关的交通肇事案例。 酒后驾车肇事，致对方抢救无效死亡 2023年3月14日，被告人范某堂饮酒后驾车自东向西行驶至北京市昌平区某路口时，与驾驶摩托车的被害人袁某亮相撞，导致袁某亮受伤。事故发生后，范某堂报警并指使同乘人王某冒充肇事车辆驾驶员留在事故现场，帮助范某堂逃避公安机关调查，由范某堂陪同被害人袁某亮前往医院就诊。后袁某亮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现场勘验、询问证人等取证程序后，公安机关于同年4月24日传唤范某堂到案，到案后范某堂仍谎称其非驾驶员，直至侦查阶段后期方承认其系肇事车辆驾驶员。 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范某堂驾驶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袁某亮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且范某堂构成肇事逃逸，综合确定范某堂为全部责任，袁某亮无责任。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6日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范某堂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宣判后，范某堂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指使同乘人“顶包”，属逃逸 昌平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佳指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被告人范某堂指使他人“顶包”能否认定为肇事逃逸；二是在认定被告人范某堂事故责任时能否将公安机关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定案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该条文将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条件界定为“逃避法律追究”。 也就是说，认定逃逸情节要求行为人主观上系为逃避法律追究，客观上在肇事后实施了逃跑的行为，且其本质是以逃避法律追究为目的。指使同行人员冒名顶替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隐瞒肇事者身份、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积极救治被害人并及时报警系肇事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并不影响对逃逸情节的认定。 本案中，被告人范某堂虽未逃离现场并及时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救治，但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指使同乘人“顶包”，且在多次讯问中均否认其系肇事车辆驾驶员，直至现场勘验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均指向其系实际驾驶员时才承认，故依法认定其具有逃逸情节。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认定被告人范某堂事故责任的定案依据，王佳表示，《解释》第一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分清事故责任是认定交通肇事罪的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因此，公安机关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刑事证据材料属性，是判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重要依据，但仍需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该事故责任认定属于推定责任，在认定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时仍应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判断。 本案中，被告人范某堂虽因存在逃逸行为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被认定为全责，但其驾驶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的违法行为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袁某亮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是发生事故的次要原因，故即使范某堂未逃逸，其亦应承担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 综上，被告人范某堂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致一人死亡的重大事故，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且在肇事后逃逸，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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